就算本轮经济周期过去，结构性通胀压力仍在发酵，并势将改变各国央行面临的局面。在过去二十年间，各国央行努力将通胀推升至各自的目标水平，而自环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通胀”时期，通缩忧虑一直主导着投资者对风险的考虑。展望未来，各国央行要避免通胀超越目标水平将更为困难。
在疫情前便有声音质疑透过全球化提升生产力。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熟经济体系因供应链的重大转变而享受到生产成本下降及通胀下跌的好处。现时，新兴市场的贸易及科技已有进步，而可用性和基础设施亦有所改善。这意味着制造商可以将更多复杂的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虽然具竞争优势的国家之间开展环球贸易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外判及（尤其是）离岸外判却是一项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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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将有助不少新兴市场提升环球出口份额。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环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增长，并赶上其他新兴市场，做到真正融入具延展性的全球化供应链（或全球价值链）模式。
虽然已发展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不少工作岗位，但较低的产品价格有助提升可支配收入。受惠于全球化，环球劳动力供应大幅增加，对工资产生影响。各国政府因此进行就业市场改革，增加了额外灵活性。
全球化面临挑战
对各国央行而言，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改善已在悄悄地影响他们。最初，政策制定者宣布战胜高通胀，但在不久后，他们很快便开始为通胀持续低于他们的目标而感到忧虑。他们最初透过将利率降至愈来愈低的水平应对，以致债券孳息率长期下降。
全球化的好处似乎已于新千禧年代初期达到顶峰，但近年来，新力量的出现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进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令进程逆转，而随之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更为全球化带来挑战。这促使跨国企业将海外生产回流或转移至较近的海外地点，并将投资转向其他风险较低的“友好”国家，被称为“友岸外判”。
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已持续一段时间。这些政治原因造成的限制迫使不少企业重新考虑甚至改变其营运计划。此外，新冠疫情一方面凸显出供应链的脆弱性，同时亦反映出将过多生产集中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危险性。企业在风险规划中将“不可抗力”因素纳入考虑的可能性增加，并致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按照经风险调整的基准，这合乎经济原则。然而，转移原产地、建立新工厂，甚至投资于基础建设都将令成本和通胀上升。
俄乌冲突是政治风险重塑经济及贸易格局的一个典型例子。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满足了欧洲绝大部分的能源需求。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许多欧盟成员国开始自愿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到2022年夏季末，他们已开始更明确地禁止来自俄罗斯的出口。虽然部分俄罗斯能源显然仍能通过第三方国家进入欧洲，但欧洲正在提前规划，与其他合作伙伴签署长期能源贸易协议。俄罗斯已为其能源资源另觅客户。
欧洲能源成本增拖累各行业
最终，尽管在政治层面上更容易被接受，但新的能源来源（特别是以液化天然气（LNG）形式进口的能源）要贵得多。未来几年，企业和家庭住户的能源成本都将维持更高水平。
为应对能源危机，欧洲正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全球各国政府便已意识到需要在淨零排放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并已在商定各种气候变化倡议方面取得明显进程。其中包括推出措施，借以支持专门提供洁淨能源的企业增长及提高碳基能源成本，从而鼓励转型，这些趋势只会加快。与此同时，企业亦正致力投入大量资源，以改变企业行为及淨化供应链。
脱碳是有望在未来几年加快的另一结构性转变。尽管生产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大幅下跌，但替代碳基能源的成本将令能源通胀于未来上升，继而令制造商品、运输、住屋能源及更多领域的成本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这不仅会产生投资相关成本，亦会令为鼓励转型而实施的监管成本增加。
（作者为施罗德资深欧洲经济师及策略师）
